百年家族史见证民族百年史

广东台山人黄嵩龄，一生有着多重身份：康有为的学生、公车上书的举子、清政府的三品大员、北洋政府交通部的官员、粤汉铁路的建造者、广东省议会的议长……

2004年以来，黄嵩龄小女儿、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天文专家黄璧坤女士，在其子郭彬的协助下，致力于黄嵩龄相关事迹资料的整理发掘，随着整理的深入，黄氏家族百年来的历史日渐现出全貌。

说起研究家族史的心得，郭彬感慨颇深：“我母亲的家族中，有过立宪派、有过革命派、有过国民党、有过共产党，不管信仰什么、不管是哪个派别，大家的愿望始终凝聚到一点，就是希望祖国强大起来。这也是我们家族的中国梦。”

维新志士:

追随康有为和梁启超

我的父亲黄嵩龄1871年出生在广东省新宁（今台山市）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。清末外出前往美国、加拿大等国求生的一些台山人，给这个小城带来了西方的资讯，父亲自小耳濡目染，有意无意地接触到了洋务派思想。

1894年，父亲黄嵩龄23岁，进入万木草堂求学，这里是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的“大本营”。在万木草堂求学期间，父亲以正榜第一中秀才。随后，又在广东乡试中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中举人。

1895年春，父亲黄嵩龄北上北京，参加会试。在等待会试期间，发生了一件举国震惊的事情——1895年4月，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。消息传来，父亲黄嵩龄参与了“公车上书”。

1898年，父亲黄嵩龄加入康有为等人发起创建的保国会。同年，他参与了戊戌变法。戊戌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教育改革，主要措施有：废八股，兴西学；创办京师大学堂；设译书局，派学生到国外游学；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。父亲黄嵩龄一直关注国家的人才培养，戊戌变法期间，他上书光绪帝，奏请自费带学生出洋留学，借此为国家培养人才。可惜，因为种种原因，父亲黄嵩龄的愿望最终落空。他的奏折如今还静静地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。

戊戌变法在推行短短百日之后，就宣告失败。京城人心惶惶，父亲黄嵩龄在朋友的帮助下躲避了一段时间，不久后，终于找到机会离开北京。

入职北洋，负责粤汉铁路广东段的建设

1902年，京师大学堂开始招生，父亲黄嵩龄以广东选派生的身份再次北上。两年后，还在就读的他，考取了清廷内阁中书。

任职内阁后，父亲黄嵩龄上万言书，请改革官制，变法图强，并提议增设交通部和农工商部。不久，清廷采纳他的建议，不过，因为慈禧不喜欢“交通”二字，所以“交通部”变成了“邮传部”。邮传部成立后，父亲黄嵩龄又上万言书于邮传部，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看中黄嵩龄的才能，将他调入邮传部。1907年，黄嵩龄升任邮传部电政司四品主事，1909年又擢升三品衔。

辛亥革命后，清王朝宣告覆灭，黄嵩龄并没有选择老师康有为的保皇之路，而是带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进入国民政府。此时，之前的邮传部也经父亲黄嵩龄建议而更名为交通部。

任职交通部期间，父亲黄嵩龄最重要的工作是参与修建了粤汉铁路。粤汉铁路跨越广东、湖南、湖北几省，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，战略意义也非常重要，但早在19世纪末，粤汉铁路的路权就被出卖给了美国合兴公司。1905年，粤湘鄂三省民众极力反抗，最终高价赎回路权，但此后工程进展迟滞，举步维艰。

父亲黄嵩龄长期关注粤汉铁路的建设，对于如何整顿眼前的烂摊子，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。1914年，交通部总长周自齐决定委任黄嵩龄为粤汉铁路公司总理，负责粤汉铁路广东段的建设。然而，父亲黄嵩龄担心，如果担任总理，会有太多的应酬，反而无暇顾及具体的工程。于是，他以协理的身份挑起了粤汉铁路广东段建设的重任。黄嵩龄担任协理期间，工程修建到了广东韶关，这一带是山区，受地形影响，工程很艰难，大家建议缓建。父亲黄嵩龄力排众议，推进工程，顶住水灾兵乱，用3年时间实现了广州至韶关铁路竣工通车。

在粤汉铁路协理任期内，为了节约开支，父亲黄嵩龄自降薪水，只拿前任1/3的薪水；他还裁撤拿高薪混日子的洋雇员。努力终见成效，铁路营业收入从第一年的70多万涨到第五年的180多万。粤汉铁路广州至韶关段通车后，父亲黄嵩龄力主继续推进工程建设，然而，因为种种原因，他的计划最终搁浅。

1918年，父亲黄嵩龄提交《任满离职宣告股东书》，在该文末尾，他沉痛地表达了自己失望的心情：“庸医杀人，庸才误国，庸商误路。因循坐误，实此心痛也。”父亲晚年回忆起那段岁月，发出这样的感叹：“以吾不居总理，无权办事，诸事不举，悔之晚矣。”

临终遗言：“我子子孙孙全要自立自创”

1928年，父亲黄嵩龄离开北京，经南京返回广州。那时候，他对交通部非常失望，因为这个部门对全国的铁路建设毫无建树，而且长期拖欠职员工资。返回广州后，他致力于公益事业，是多个民间组织的领导或会员，其中之一是全省黄氏公所及千顷书院董事会会长。千顷书院是广东省各地黄氏族人集资兴建的大宗祠，始建于清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，后多次增建重建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黄氏族人在原千顷书院基础上建立了千顷小学堂，后发展为千顷中学。父亲担任董事会会长的第二年，千顷中学的学生已经超过500名。

父亲黄嵩龄回到广东后，用积蓄盖起了一座三层楼的砖木结构住宅，起名“春声草庐”，读书、写诗、培养子弟，成为他晚年生活的重心。

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，全面抗战爆发，父亲将家中成年的孩子送到抗战前线。1938年，日军进攻华南，父亲举家避居香港。他本以为，一年半载就可以回到家乡，谁知道，胜利却来得太迟了。那几年，父亲的心情非常糟糕，密切关注全国各地的战况，把对战事的担忧和关注，都写进了诗歌当中。

日本人侵华，香港也未能幸免。日本占领香港后，父亲带着母亲、我和弟弟返回广州。当时，从香港开往广州的轮船分男女舱，但因为父亲年老、弟弟年幼，10岁的我陪父亲在男舱，而弟弟则与母亲在女舱。轮船抵达广州上岸时，乘客携带的行李都要交给日本兵检查。我们携带的行李被日本人看中，要拿走。父亲自然不肯，和对方理论。对方凶相毕露，夺过他手中的铁拐杖，对着71岁的父亲照头就打，鲜血直流。母亲吓坏了，再三哭求，这才有位人力车夫把父亲送到医院抢救。父亲叮嘱我们：“我这件长衫不要洗，留下来给子孙看，让他们替我报仇。”

自那次头部受伤后，父亲就渐渐失明，但他仍然不忘抗争。时常要我搀扶着，前往被日本人占领的千顷书院，据理力争，想要回书院。可是，一介失国寒儒，怎斗得过手握武器的侵略者？1944年12月25日，父亲在悲愤和不甘中去世。他未能等到抗战胜利，也未能看到我的哥哥们凯旋回来。

父亲生前曾写有遗嘱，叮嘱我们黄家的子孙后代：“我子子孙孙，全要自立自创，若有一毫依赖之性，便是无志，便是无远大之图。”

黄家十兄妹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

“经世致用”是父亲黄嵩龄一生信奉的价值观，这一价值观也是他教育13个孩子（其中10个长大成人）的准则。在变化无常的生活中，他倾其所有地培养我们。当时的社会风气，非常重男轻女，但他对女孩一样看重，要求我们有一技之长，经济独立，婚后不靠丈夫养活。我们兄弟姐妹在政治、水利、医学、军事、教育、工业、天文、音乐、文学等不同领域发展，大哥黄谦益、二哥黄建勋、三姐黄式坤、六哥黄震廷、十哥黄伯飞，堪称出类拔萃。

大哥黄谦益：海珠桥的设计者

我大哥黄谦益，1893年出生。上世纪20年代赴美留学，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、斯坦福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学习，专业是“城市与海港设计”。

他在美国学习期间，有规定要求华人只能在唐人街居住。当时旧金山的唐人街缺乏医疗设施，华人就医很困难。大哥向当地的中华会馆呼吁，要建立华人自己的医院。经他倡议、设计、监工，后来真的在旧金山建成了中国人的第一座医院，叫做东华医院，大哥担任院长。如今，在这家医院里还有一块石碑，记载着黄谦益的事迹。

1929年，黄谦益回国，担任广东省珠江水利局的总工程师。珠江有三条支流：北江、东江、西江，每年雨季，洪水泛滥成灾。黄谦益重新设计、引导河道，挽救了许多人的财产和生命。

珠江横穿广州而过，阻隔了广州市中心到河南区的交通，上世纪30年代，大哥监工修建了一座跨越珠江的海珠桥。这座桥的设计非常巧妙，每逢大船通过时，桥面可以翘起来。遗憾的是，后来广州解放，国民党败退时，将这座桥炸毁了。

抗战期间，黄谦益担任盟军陆军的联络顾问，制定战略方案。他有很丰富的地理知识，且懂得英语和岭南多地的方言，所以在军中挑选了一批优秀的士兵，训练他们使用美国枪械，并深入敌后抗击日军。1946年，身在广州的黄谦益收到从美国邮寄来的一个包裹，里面是杜鲁门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。获得这个奖的中国人大约有50个，他是其中之一。

1988年，大哥黄谦益在美国去世。

二哥黄建勋:孙中山英文秘书

我二哥叫黄建勋，毕业于清华大学，后留学美国伊利诺依大学。二哥回国后追随孙中山，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和大元帅府金库库长、大本营盐务署署长。1925年，他陪同孙中山北上，孙中山弥留之际，二哥与二嫂伍智梅一直陪伴左右。孙中山逝世后，他负责起草了讣告。1926年，二哥黄建勋积劳成疾，不幸英年早逝。

我的二嫂伍智梅，是辛亥元勋伍汉持的女儿。伍汉持是孙中山的挚友、同盟会会员，他敢想敢说，辛亥革命后，他是国会议员，在国会大骂袁世凯，袁世凯怀恨在心，在天津将他暗杀，被誉为“民国国会议员流血第一人”。伍汉持去世时，二嫂只有14岁。她很崇拜她的父亲，个性也与她父亲相似———独立、果敢，勇于仗义执言。

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唤起了女性的崛起，这年秋天广州成立了“广东女界联合会”，旨在“联络女界开启其自觉，灌输新的知识，提倡经济独立，注重妇女教育、注重道德”。二嫂是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，同时，她也身体力行，是现代妇女的榜样。1920年初，在“广东女界联合会”的倡议和推动下，广三铁路局的局长开始聘用40位妇女担任售票检票等工作，这是第一批成为职业妇女的广东妇女。她们做得很出色，其他地方也纷纷效仿。

在和我二哥黄建勋结婚后，二嫂虽然有自己的事业，但她以我二哥的事业为重，帮助和支持二哥。二哥去世后，二嫂将4个孩子寄养在娘家，全心全意为事业努力。她筹建了中山图书馆，并担任第一任馆长。1924年，她与何香凝等人筹建了广东平民生产医院，这家医院在一年之内就为近万人治病。她还与何香凝、宋庆龄等人一起创办了妇女儿童福利会。

1950年，二嫂经香港去了台湾。她走的时候，宋庆龄和何香凝发电报劝她回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，但是未能如愿。在台湾，二嫂曾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等要职，主持医药卫生方面的工作。195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，台湾的医疗界举行会议，二嫂在台上发言，讲话的过程中情绪很激动，讲话结束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突然病发猝死。她去世后，蒋介石特地颁发诔词“尽瘁流芳”。

三姐黄式坤：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学，影响了一批青年女性

我的三姐黄式坤，出生于1897年，那个时代，女孩子很少有人出去读书，即便读书，一旦物色到合适的夫婿，马上嫁人成为家庭妇女。父亲黄嵩龄思想开明，反对女儿缠足，更反对女儿成为旧礼教的牺牲品。三姐15岁那年，父亲让她独自在广州学习西医，希望她能有一技之长，经济独立，不靠男人养活。受父亲影响，三姐从小很独立，而且比父亲的期望走得更远。

1921年，她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，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医。在法国，三姐遇到了她的终身伴侣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创建人之一袁振英。

1924年，三姐从法国回来，我们都很钦佩她。那时候，三姐还成为一批女青年求上进的榜样，我们的台山同乡雷洁琼女士，晚年谈到我三姐时就说：“看到她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主持公立医院妇产科，帮助女性解除痛苦，我深受启发。后来我志愿到美国留学也是受她影响的。”

三姐一生命运坎坷。1928年，我姐夫袁振英，因为“共党嫌疑”被军阀陈济棠投入监狱，判处死刑。押赴刑场之际，一位亲戚陪同三姐前往，三姐受到沉重的打击。幸运的是，死刑并未现场执行。再后来，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，姐夫被改判软禁，最终被释放。

姐夫蒙难期间，三姐以一己之力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任，但她的精神备受煎熬，此后日渐失去勇气和锐气。

三姐晚年，因为受到姐夫牵连，从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沦为衣食无着落的老人，一度陷入抑郁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三姐随她的大儿子定居美国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岁月。在美国期间，她给我们写来的家信中曾提到：“我每天看《人民日报》，知道中国在改革，这些成就让我为祖国的进步感到欢欣。”

六哥黄震廷：德国柏林大学高材生，沉默寡言的家庭守护者

我六哥叫黄震廷，早年就读于柏林大学，回国后任教中山大学。抗战期间投笔从戎，先后任李宗仁、李济深、白崇禧的秘书。1946年升至少将军衔。抗战胜利后不久，内战风云席卷而来。六哥认为自己当初参军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，而今打内战，杀害同胞，违背了初衷，便辞职回到广州。

父亲去世时，我和弟弟都还年幼，父亲去世没两年，母亲也去世了。父亲生前表示，希望六哥能照顾尚未成年的弟弟妹妹。所以，六哥回到广州，担负起了照顾我和弟弟的任务。

六哥在广州从事中学校长职务多年后，调入中山大学德语系任教。他读书看报，努力跟上新形势，帮助家中弟妹顺利度过人生的重要关卡。十年“文革”动乱中，他以平静的心态对待各种复杂的境遇，我从来没听他发过一句牢骚。

六哥年轻时英俊潇洒，才华横溢。但他一生几次错位，没能施展抱负。他早年在柏林大学读的政治经济学，这门学问在贫穷的中国用不上，只好改教德语。改革开放后，学习外语的人多了，六哥编写《中德音素对照表》，文稿寄到出版社，却被退回。六哥年轻时，一表人才，很多人给他提亲，可是因为怕自己的经历连累别人，他都拒绝了。

改革开放后，我七姐和十哥回国探亲，邀请六哥去美国定居，六哥不肯，他写信给我说：“我并没有这种企图，如想，那早在1946-1949年就去了。德国也有人叫我去。当时的想法，一觉得中国共产党已将统一中国，国家有希望。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看到中国富强起来，这是一生的愿望。二看到三姐和你们都需要有人照顾，因此留下。现在国家又在蓬勃发展，出去干什么？”

十哥黄伯飞：美国耶鲁大学老师，一生致力于创作中国古诗词

我的十哥黄伯飞，1937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，曾任香港《国民日报》总编辑。1947年十哥赴美深造，进入斯坦福大学读书，后执教于耶鲁大学。黄伯飞在斯坦福读了一年书，便没有钱继续读了，不得不开始工作。但他始终不忘学业，在50多岁的时候，终于完成毕业论文，获得斯坦福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。

黄伯飞幼年时，正值父亲在广州任粤汉铁路粤公司协理与省议会议长。那时候，政局混乱，父亲志向不得施展，睡前常在苦闷的情绪里吟唱古诗词。在父亲的吟咏中，十哥黄伯飞潜移默化，小小年纪便能吟诗，还跟着父亲读了四书五经。执教耶鲁期间，他常创作汉语古诗词，并尝试用英文写出汉语古诗词中的意象，取得了不俗的成就。他在教学过程中，还撰写出版了二十几种汉语教材。

中美建交初期，美国教育部派代表赴北京高等院校交流汉语教学经验，黄伯飞任副团长，这是他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到祖国。在工作之余，他与留在国内的亲人短暂会面。从那以后，我与十哥常有书信往来。

1985年，黄伯飞在耶鲁退休，校方为他举行隆重的欢送酒会，不少学生也从各地赶来参加。那期的校刊以十哥为封面人物，内有学生撰写的文章《凌越时空限制的诗境》。接着有人匿名捐赠20万美元在学校设立两份“黄伯飞奖学金”，以表彰他多年来为传播中华文化所做出的努力。

（本文整理者李忠杰为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，郭彬为黄嵩龄外孙、江苏省政协委员、民进江苏省省委委员、三江学院院长助理、高职院和继教院院长。）